上世纪30年代，长沙私立行素中学的学生，要将口罩使用和刷牙、晒太阳、早起一样，视为必须养成的生活习惯。这一时期，口罩在我国迈出了日常普及第一步。民国时期，口罩被视为“卫生”的标志，医护人员自不必说，即便是理发店师傅也需要戴上口罩，以示卫生，从而满足挑剔顾客的要求。这一观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元朝宫廷献食者需戴绢布“口罩”

　　在元朝宫廷内，意大利传教士马可·波罗第一次见到了被后人视为“口罩”的玩意儿。当时他看到，“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也就是说，献食的人都用类似口罩的绢布蒙住口鼻，生怕污染了进献给皇帝的食物。到了近现代，口罩不再只是一块布那么简单了。1897年，德国医生莱德奇将口罩与“卫生”联系在一起，在做手术时戴上口罩，各种讲究从此接踵而来。以民国时期常用的“纱布口罩”为例，在1937年国民政府军工部兵工署编纂的《简易纱布防毒口罩制法》一书中，军方告知民众，制作纱布防毒口罩，需要“纱布、酒精、优洛托品、碳酸钠”等材料。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民众也需备好蓖麻油、甘油、软肥皂等物品，调制一种“药方”，再通过垫放棉花、包折药膏等5个步骤制成，十分复杂。 戴口罩成学生必须养成的“健康习惯”

　　口罩成为“卫生”的象征后，便在一些司空见惯的行业开始流行起来，比如理发店。1926年重庆合川某理发店，为了防止理发工口鼻中携带的病菌落到客人身上，“店内理发工穿白衣，戴白帽，有的还戴白色口罩”。实行这一举措，这家理发店吸引了大量达官贵人的太太小姐和显要军属。理发师戴口罩剃头的场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50年代仍能见到。 长沙私立行素中学推行公民训练，采用了湖南教育家邬干于编写的《干于公民训练255件事细目》作为“教材”，在“健康习惯”一栏中，“口罩使用”作为第13件事，和早起、刷牙、晒太阳、烫食具一起，作为必须养成的“健康习惯”。不过，口罩在卫生用途之外，还有一个最直接的用途——隐藏身份。1928年前后的上海某租界公园，禁止华人入内。但外国人的孩子进入公园，有时不得不需要中国奶妈照顾。这时园方有些为难，但随后就有了解决办法：请奶妈入园时戴上口罩，以隐藏华人面孔。 口罩在档案整理工作中大显身手

　　尽管没有雾霾天，也没有PM2.5，但在上世纪20年代，口罩却是一些知识分子工作中必不可少之物。1926年，政府要求清理故宫博物院清代军机处档案，派去的人“每人发了一个口罩”，以便在“同灾难现场一个模样”的工作环境中，抵御“厚得已透不过阳光”的灰尘。据当事人回忆，“出来的时候白色口罩都变成了黑色，相当吓人。”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回忆起他在当时的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整理北洋军阀档案时的经历。“当时条件很差，我们身穿一身旧紫花布制服，戴着口罩，蹲在地上分拣档案。”来新夏说，“每天下班，连眼镜片都被灰尘蒙得模糊不清，鼻孔下面一条黑杠，往往彼此相视而笑。” 抗战期间用口罩防御化学战争在硝烟弥漫的战争中，口罩成为生与死之间的一道防线。1937年到193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安排制作了100万件防毒口罩下发部队，以防御可能发生的化学战争。据《最近十年军务纪要》记载，“1933年春，军政部于兵工署内始设学兵队。专负责使用与防毒的研究训练之责。同年10月，兵工署在南京成立应用化学研究所，1936年于河南巩县孝义镇建立化学兵工厂，仿制防毒面具，生产催泪弹……”战后，口罩又成为人们收拾残局、安葬逝者的必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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