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用工成本持续上升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今年以来行业兴起的涨薪还是让企业主们心惊肉跳。

　　2月1日，江苏省最低工资标准从670元调整为960元。此后，上海、天津、广东、宁夏等地陆续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7月1日起，河南、陕西、安徽、海南等地也开始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其中海南工资增幅为31.7%，位列全国之首。

　　不少业内企业受困于涨薪，除了公司利润被摊薄之外，也引发了一些员工情绪上的震荡，甚而出现过对工资不满而罢工的个别现象，比如西安日资缝制设备企业兄弟公司，就在前不久发生员工罢工事件，背后主因便是要求涨薪。

　　1500到2000元，是近一两年沿海地区绝大多数服装制造企业一线工人的标准工资，但这个标准目前可能在陆续被“修正”，因为它已经对吸引员工和留住员工不具备吸引力。

　　在涨薪背景下，为缓解成本压力，服装产业链条上的多种经济实体通过各种方式来应对。用“零工”是部分小型企业最常采取的手段，做一天给一天钱，可以节省休息时的工资成本和其他福利开支，从短期和表象上来看，是最适合小企业主心理的节省成本法则。但它对更大一点的企业来说不具备参考价值，而且当企业订单突然加大时，人手会马上变得紧缺，企业主又不得不提高工资去“抢”人。另一种应付薪酬上涨的方式是把成本摊到产品价格中，涨薪后的涨价现象目前一样引人注目。在笔者7月底参加的一个业内大会上，多家上游供应商对下游设备企业上演了集体“逼宫”事件，前者对后者产品迟迟不涨价表示强烈不满，不少上游供应商已无法继续支撑成本上升趋势，想涨价却谁也不敢迈出第一步，于是把矛头对准下游企业，冀图“逼迫”他们涨价来给自己的涨价找到充足“借口”。而据笔者对部分品牌服装企业的观察了解，其终端产品今年以来或多或少都出现过涨价情况；而国外奢侈品的涨价也同样不含糊。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涨薪现象，不少企业主的态度是无可奈何和忧心忡忡，被迫采取手段应付的心态比较普遍。这种心态实际上也很正常，但是如果一味以“牢骚”面对，则可能不利于企业快速地摆脱困局，还将产生一些新的负面问题。

     我们不妨来了解这轮涨薪背后的原因。很多人认为“用工荒”是导致涨薪的罪魁祸首，而“用工荒”最严重的正是以纺织服装为代表的制造类企业。但实际它只是一个表象。

　　韩国《朝鲜日报》日前发表题为《中国“涨薪多米诺”是祸还是福？》的文章，提出“涨薪潮引发的产品价格上涨可能会使经济面临通货膨胀压力”的担忧。同时该文章认为，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一直凭借低工资优势发挥着“世界工厂”的作用，而现在出现的涨薪可以被视为中国经济向大型消费市场蜕变的信号弹。

　　国内的经济学家们则认为这轮涨薪是发展的必然。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在2000至2008年，中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4%，但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5.7%。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实际上，中国所经历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工业利润上升—工业结构升级—工资上涨”过程，与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程是一致的，只是中国比发达国家晚了一个周期，“涨薪”迟至今日方始到来。

　　这些观点背后隐含的意思是，涨薪如果今年不来，明年或者之后的任何一个年份随时都可能来临，所以企业主们没必要在是否涨薪上纠结。涨薪现象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的深刻转型。当中国企业已经能制造全球50万种工业产品的70%以上品种，当越来越多的国际大牌服装都把生产线转到中国来时，中国再简单扩张低技术制造业已没有多少扩张空间，产业升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而产业升级必然会带来工资水平的上升。这是大环境留给中国服装行业的命题。

　　而反过来，得益于中国“人口红利”赚到第一桶金的纺织服装业，在行业高速发展的后期，当“人口红利”的优势已经趋弱，必然也有条件通过新技术与新模式来获得利润，走上一条新型的发展之路。